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亮相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的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展览，以“一脉文渊”“百年传承”“万千气象”三个单元，集结200件（套）珍贵文物文献，展现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。令人感到惊叹甚至震撼的，不仅仅是存放于此的一众瑰宝，更有百年来故宫博物院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所倾注的极大心力。
从昔日的皇家禁苑，到建院伊始面向全民开放，再到如今不断激起越来越多人对于中华文明的热爱与自豪，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历史，是坚持文物属于人民、服务人民的历史，值得回望，更值得续写。
——编者
展开剩余91%在博物馆的展厅中，时间常以实物的形式存在。青铜的斑驳、瓷釉的温润、书画的文气，都像在告诉每一个到访者，文明并非停留在历史，而是在被反复观看之后延续生命。近期，故宫博物院特展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集合了两百件文物，它们的命运横跨三千年，从恢弘的青铜礼器到优雅的书画珍品，从战火流散到博物院体系的归档。文物的历史，不再只是艺术的历史，也是一部关于守护的变迁史。
古物的隐喻
这次特展文物清单颇花心思，器物书画的选择与布置，与展览主题契合无间。譬如商代亚醜方尊，铜质厚重，四壁起棱，饰以兽面与夔纹，肩部四角凸出四个象首，额上以二夔龙为角，长鼻高举，口边伸出两支巨大的象牙，制作非常精美。这类亚醜铜器多出土于山东青州一带，是商代青铜礼器的典型代表。铭文中出现“亚醜”二字，学界推测为当时方国首领的族徽。三千年前，这件方尊用于宗庙祭祀，盛酒以献祖先，作为礼制社会的权力象征，也是一种早期国家记忆的载体。
商代亚醜方尊
青铜器的出现，标志着时间可被固定，它既是物质财富的凝结，也是民族文化的诞生符号。古人以祭祀沟通天地、以铸铜纪年，这种将历史物化的观念延续至今；尊重、尊敬、尊崇，一个尊字也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尊严。古人说，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礼。过去圣人修史，常因礼器停铸，而感叹器不铸则礼不存。今天，商周青铜器总在故宫最显著的位置，被我们以新的方式印证，器存则文明存。
如果说青铜器代表了国家的诞生，宝玺、编钟、珐琅与粉彩，则皆象征着王朝的极盛。如展品里有一件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太平有象，铜胎上铺着珐琅釉，象鼻下垂，背驮宝瓶，纹饰缠枝莲与云龙。它原陈设于乾隆年间的钦安殿，是祝颂天下太平的宫廷瑞器。乾隆四十一年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进献此象，皇帝大悦，亲赐名曰太平有象。
太平有象
珐琅工艺源自中亚，经元代传入中国，到明宣德时已形成宫廷作坊制度。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专设珐琅作坊，工匠分掌制胎、掐丝、烧釉、鎏金等工序。每一件器物都经过十数次烧炼，乾隆亲自过目。这些文物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帝国行政的一部分，即审美与政治的合体。然而，当像太平有象这样的国宝成为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首批文物时，它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。原本象征皇权的陈设，成为博物文化体系下的展示藏品，它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换，也意味着博物文化的诞生，从宫廷的艺术走向公众的记忆。
与古代工艺品不同，书画往往更全面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气象。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就代表了这种气息的极致。它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（今开封）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繁华景象，市井街巷、桥梁舟楫、商旅行人、城郭郊野无不包罗其中。全图人物车马多达数百，场景宏阔又细节入微，可谓中国绘画史上城市生活题材的巅峰之作。除此之外，唐代韩滉的《五牛图》、南宋刘松年的《卢仝烹茶图卷》、元代王振朋绘《伯牙鼓琴图卷》，以及明代沈周《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》，都各具每个时代的艺术特点。
书法方面这次陈展有王珣书《伯远帖卷》、李白书《上阳台帖卷》、黄庭坚书《诸上座帖》等，无不是国宝级珍品，既展示出书画艺术的高超绝妙，更将我们这个民族的诗意与浪漫展露无遗。《伯远帖》用笔峭劲秀丽、古淡潇酒、自然洒脱的晋人韵味，可谓字里金生、行间玉润；《上阳台帖》为行草书，苍劲挺秀，豪气雄健，结体更是参差跌宕，仪态丰富；《诸上座帖》从怀素的狂草体中而来，笔意纵横，气势苍浑，雄伟壮丽，字法奇宕，如马脱缰，无拘无束，显示出黄庭坚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。
李白书《上阳台帖卷》
故宫的收藏门类齐全， 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所有门类，中华文明五千年，文化艺术发展的长河在故宫的藏品里边都有反映。像书法、绘画等艺术，从早期诞生到发展成熟有一个过程。故宫的收藏不仅反映各种门类，还能反映各种门类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。这些文物在历史上分属不同层级，有的曾是帝王御玩，有的本为民间遗存，后来被集中于故宫博物院之后，便构成现代民族复兴的基本雏形。从历史递藏到博物展览，它们承载了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具象记忆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文明的载体，而且这些文明创造者的后人还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新的文明、新的生活。
聚散之间
1933年山海关失陷，为了避免战火威胁，故宫文物南迁的计划启动。那一年，时任代理院长的马衡率人清点清宫旧藏两百万件，分装成一万三千余箱火车离京南下。每一箱都被记录、编号、封蜡，瓷器、青铜、书画、玉器分别装箱，配以缓冲稻草与棉布。负责押运的职员多为文史出身的学者，据说，有人曾在中途给家人写信，若有一物损毁，宁自以命抵。这绝不是夸张，当列车途经南京、长沙、贵阳时，空袭频繁、道路断裂，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同步颠簸。
在西南地区的山洞中，国宝与数千箱文物一同贮藏。洞中潮湿，工人就用木板搭架，将箱体垫高，用石灰吸湿。押运员以身体取暖，夜间轮流守夜。直到抗战胜利，文物北返。清点时保存率超过九成，文物安然，文化未绝。这场迁徙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最艰难的一次文明流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怕故宫毁于战火，当时中国第一家研究古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营造学社委托建筑师们，系统绘制了中轴线沿线故宫建筑的建筑水彩画。学者们抢时间进行测绘，在战争阴影下，为故宫留下一份空前绝后的珍贵记录。
明成化斗彩三秋杯
文物的有序回流，也是故宫文物守护的重要一环。这次特展清单里有一件瓷器——明成化时期的斗彩三秋杯，就值得一说。成化皇帝生性细腻，据说此杯为讨宠妃万贵妃欢心而制，杯体高仅四厘米，薄如蝉翼，釉下青花、釉上五彩，绘蝶恋花。清宫档案中未见记载，学者推测因产量稀少，只供御前私赏。成化斗彩的独特之处在于釉上与釉下结合，色彩柔和，不似嘉靖的浓艳，也不同于后来瓷器的明亮。斗彩杯工艺复杂，成品率极低，色若朝霞，非复人间之物。
斗彩三秋杯的递藏故事，极具象征性。抗战时期，北平陷入战乱，古玩市场偶现此杯，收藏家孙瀛洲以四十根金条购得，多年后捐献国家。在交接前一夜，孙先生让家人最后看一眼国宝，次日便封箱入宫。早在文物南迁之前，就有很多清宫旧藏流散民间。民国初年古董市场兴起，文物流通成为一种热门贸易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文物开始系统回流，像孙瀛洲这样的民间收藏家，捐出毕生所藏，这种行为超越个人的占有欲，也成为民间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。古物的守护，不止国家行为，更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昌明。
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卷》
这次特展还有好几件珍品，与中国近现代收藏鉴赏家张伯驹有关。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，出身优越，多才多艺，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，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。他自中年开始收藏古代书画，一开始出于爱好，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已任，不惜一掷千金，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。当年张伯驹得知古玩商马霁川手里有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卷》，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。在博物院无力收购文物的情况下，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，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其买下。仅一件《游春图卷》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，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夫人潘素的金银首饰。这次特展中，王珣书《伯远帖卷》、李白书《上阳台帖》、黄庭坚书《诸上座帖卷》等书画珍品最后能够入藏故宫，皆与他有深厚渊源。
展厅中那张唐代“大圣遗音”琴，入藏经过颇为曲折。它是现存最完整、最优美的唐琴之一，却曾被当作破烂弃置多年。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后，清点文物的人发现了这张灰白斑驳、漆皮脱落、岳山残损的旧琴，遂登记为“破琴一张”，编号“鲲字一〇七号”，长期无人理会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主持文物清点工作的王世襄先生偶然见到此琴，认出是中唐珍品，立即将其移藏延禧宫珍品库，并为其配上青玉轸足。两年后，他又请得院长马衡批准，邀古琴大家管平湖为之修复。
唐代“大圣遗音”琴
这些国宝流传的轶事，仅仅是历史的小小碎片，却也佐证了文物聚散的曲折，没有这些故事，文物守护的价值就不复存在。百工之事皆圣人所为，造物即是思想的延伸，古人留下的器物，本意往往不在永恒，而在传达。有了丰富曲折的人和事，才会有时间和历史的可能。文物在今天被重新阅读，是因为它们仍在传递信息，关于审美，关于制度，也关于人的情感。
当这些文物最后被重新摆进故宫的展柜，就不再只是古代的遗物，还是现代中国人理解历史的载体。文物的聚散，也从此结束了物质层面的流动，转而成为一种知识与情感的流动；这种永不止息的流动，让我们重新认识过去，更让那些被遗忘的辉煌、思想与信仰重新入驻我们的心灵。
守护的价值
所有这些国宝文物的回归，标志着一个文化秩序的重建，文物不再是赏玩，而是证史。它们为断裂的文化记忆提供实物支撑，让历史不再仅凭文字被想象，而能被看见、被触摸。就在1925年建院之初，故宫博物院的首批工作人员仅百余人，清点工作在油灯下进行。文物从私人占有转入国家管理，也标志着它们重获新生。此后的一个世纪中，故宫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文物守护的缩影：南迁、归还、修复、研究、数字化。这些看似技术化的过程，背后是一种理念的延续，让文明拥有可持续的生命。
文物回归后，修复成为第二重守护。以唐代“大圣遗音”古琴为例，入藏时它早已破败不堪，因昔日皇家重地故宫难免年久失修，雨水渗漏，琴面蒙上一层厚厚泥锈，几乎不见原貌。管平湖先生历经数十日，细致清理，不损琴体地磨去泥锈，让其露出金徽与原漆。幸得当年制琴用鹿角灰漆胎厚实，该琴方能历经沤蚀不坏。管先生又为其装上紫檀岳山与承露，使稀世古琴重焕神采。
唐代韩滉《五牛图》
上世纪50年代，故宫成立文物修复组。条件简陋，灯靠汽灯，器靠自制。唐代韩滉《五牛图》的修复是其代表。此画原列清宫至宝《石渠宝笈续编》，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劫，后流落海外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周恩来总理得知《五牛图》在香港出现，遂指示文化部无论代价务必购回。专家赴港鉴定其为真迹，几经交涉，以六万港币赎回国宝。然而画卷归来时已破洞斑斑，后来由孙承枝先生主持修复，经过清洗、揭裱、补绘、装裱等十余道工序，历时八个月，方得完复。专家组称其补笔天成、色泽统一、裱工精良。韩滉的《五牛图》自此旧貌新生，国宝重焕风采。
不同年代的修复，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：时间如何被保存。修复的理念，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深化，它们不再是幕后工序，而成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文物的再生，不只是工艺问题，而是一种态度：以慢、以精、以敬意对抗时间。在今天，守护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。数字文物工程、三维建模、光谱扫描、AI识别成为常规手段。只要我们上网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数字版本就可以放大至画中人物的指尖，这不是技术炫耀，而是文化策略。数字化让文物的原件与影像共存，使历史不再依赖实物的唯一性。文物的未来不是永存，而是可被理解的延续，这句话或许正是“百年守护”特展的核心。
百年故宫博物院，见证了中国文化从皇权收藏到公共博物馆的转型，也经历了战争、迁移、修复与焕新。历史最终留给人类的，不是辉煌的遗迹，而是对保存的执念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故宫博物院并非陈列的宫殿，而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时间装置。它让文物以各种形式被理解，让文明在被注视的瞬间获得再生。文物的命运，更与一个民族理解时间的方式有关。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坐标。故宫百年，不只是一种纪念，更是一种文明的自觉。当器物重新发声，所谓“守护”，其实是让文明继续拥有被时间理解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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